张伯苓:近代中国体育的先驱(组图)

早在一百年前,1907年10月24日,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礼堂举行的第五届校际运动会的颁奖仪式上,中国著名教育家、南开敬业学堂校长张伯苓先生发表演讲,表达了中国参加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愿望,成为将奥运引入中国的第一人;1908年8月,他赴美参加世界第四次渔业大会时,正值英国伦敦举行第四届奥运会,他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大会盛况,成为到现场观摩奥运会的第一个中国人;他发起成立中国第一个社会体育组织——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他曾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华北体育联合会、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会长;他先后发起全国运动会、远东运动会、华北运动会,历任赛会会长、总领队、总裁判;他凭借多年的体育实践,形成了“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正当的失败比不正当的胜利更有价值”、“不认识体育的校长,不应该做学校校长”的体育理念;新中国建立前,国人参加了第十、第十一、第十四届三届奥运会,他负责了前期的联系、组织、报名、选拔运动员等项工作。

他以毕生的奋斗和追求,传播了奥林匹克精神,创立了中国近代体育团体组织,推动了近代中国体育的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竞技体育先驱。故而,我国著名体育家郝更生先生评价张伯苓的体育功绩时说:“中国近代50年来的体育史,和张先生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数十年来,先生提倡体育热忱,始终不懈,其精神感召和领导作用,对我国体育有不可磨灭的影响。我国体育能有今日的基础,先生之功甚大。”

1896年,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雅典成功举行。20世纪初,随着西方近代体育渐入中国,张伯苓通过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第一次听说了奥林匹克运动,表现出极大的兴趣。1904年,第三届奥运会在美国圣路易举行后,最先得到信息的青年会美国体育干事向张伯苓介绍了赛会的盛况,由此引起张伯苓对奥运会的关注。

据1908年英文版的《TiantsinYoungMen》记载,1907年10月24日,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礼堂举行了第五届联合运动会闭幕典礼和颁奖仪式,“普通学校对运动项目是很感兴趣的,运动场这几天热火朝天,许多人出来训练,其他学校的学生也来了。饶伯森先生及霍克先生也到场指导。霍克先生最近由美国来,是作为体育专家来指导……教育部的刘特派员赞扬了天津的体育工作,并为在比赛中获奖的运动员发了奖牌……第一私立中学校长张伯苓以雅典的奥运会为题发表了演说,他介绍了古代奥运会的历史、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复兴的过程,并说欧洲许多国家的皇室成员和美国的一些高级官员也对奥运会有兴趣”。他说:“此次运动会的成功,使我对我国选手在不久的将来参加奥运会充满了希望。因为,虽然许多欧洲国家奥运选手获奖希望甚微,但他们仍然派出选手参加奥运会。”同时,他建议:“中国人应该加紧准备,在不久的将来也出现在奥运赛场上。”他还认为,当时最需要的是聘请有技能的教练员。并说已有计划从美国聘请一位奥运会冠军来华做指导,应争取早日实现这一计划。张伯苓是中国历史上明确提出中国要参加奥运会,并提出一些措施来实现这一主张的第一个中国人。

1908年10月22日,在第六届年度运动会发奖大会上,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干事饶伯森用投影机放映了伦敦奥运会的图片,他还在大会上讲述了体育对中国青年的重要性。关于奥运会的话题一时成了青年会的热门话题,进而一致提出“中国何时派一位胜利选手参加奥运,中国何时派一支胜利队伍参加奥运,中国何时才能举办奥运,邀请世界各国选手到北京参加比赛”的三个梦想。

1932年7月,第十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因“经费紧张”,南京政府一再宣称不派代表参加。日本则认为有机可乘,加紧策划“新国家”(即伪“满洲国”)派选手参加,激起全国人民的一片反对之声,张伯苓领导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旗帜鲜明地表示:坚决抵制“满洲国”参加奥运会,主张中国应针锋相对地派选手参加奥运会。7月1日,一向热心体育,关注刘长春的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在出席毕业生典礼大会时郑重宣布:“捐赠8000银元,特派应届毕业生刘长春、于希渭为运动员,宋君复教授为教练,代表中国参加第十届奥运会。”

随后,张学良分别致函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和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张伯苓、王正廷,申明此举的重大政治意义,并请张伯苓尽快与国际奥委会取得联系。张伯苓遂急电国际奥委会,为刘长春、于希渭报名。虽然当时已过了报名时间,但在张伯苓的多方努力下,奥委会还是很快复电同意了。当时身在大连的于希渭,因始终在日本特务的严密监视下,甚至被公开拦阻,而未能成行。

于是,7月8日上午10时,刘长春、宋君复乘美国“威尔逊号”邮轮从上海出发,赴美国参加第十届奥运会。中国人终于第一次步入了奥运会的神圣殿堂!这一举动弘扬了中华正气,写下了中国参加奥运会的重要一笔。

1910年10月18日,时任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董事的张伯苓,与北京青年会总干事格林(RodertGaily)、上海青年会体育干事埃克斯纳(M.J.Exner)等人,共同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学界运动会,后国民政府追认为我国首届全国运动会。会后,张伯苓以赛会发起人、总裁判的双重身份,与唐绍仪、伍廷芳、王正廷等在南京发起成立了“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社会体育组织,也是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前身。及至1924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正式成立后,仍决定以10月18日为该会的成立纪念日。

1924年5月22日,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在武昌举行。赛会期间,五区体育联合会代表一致倡议建立一个代表整个国家民众体育的机构,并推选张伯苓、王正廷等筹备、主持其事。延至8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召开年会,五区体育联合会代表也多出席了此次会议,遂借此集会之便,召开该会的第一次全国大会,通过简章,正式定名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并推选张伯苓、王正廷为名誉会长,沈嗣良为名誉主任干事及其他15人为董事。当时因政府没有经费支持,遂只得先借上海申报馆为会址。值得一提的是,张伯苓虽为名誉会长,但却实际主持着该会的日常工作,肩负着筹办各项国外赛事,选拔参赛队员,赛会总裁判、总领队的艰巨任务。

张伯苓除在1910年10月18日与北京青年会总干事格林等,共同创办我国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外,还分别组织召开了远东运动会和华北运动会。

1913年,张伯苓联合菲律宾、日本,在马尼拉举行了第一届远东运动会,1914年,更联络该会成员,又成功在北平举办了第二届全国运动会。1915年,在上海主办了第二届远东运动会,这是我国自己主办的第一次国际比赛赛事。此后,随着全国体育运动如火如荼的开展,中国体育行政区域被划分为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及华西等五个区,各区均组建了独立的体育联合会,以主办各区自己的体育赛事。难怪当时也称:“我国社会体育日益普及,此不能不归功于该会者也。”

1910年,北京基督教青年会联合清华学校、协和书院和燕京大学共同组织地区体育联合会。1912年在北京召开一次小规模的运动会后,又联合北京高师和汇文书院创立了“北京体育竞进会”。同年,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清华学校体育部主任舒美甘博士和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等教育界的体育倡导者开始筹备华北运动会。翌年5月,在北京天坛成功地举办首届华北运动会,共有北京、天津、山西的27所学校参与14个大项的角逐。1914年,在北京天坛举行了第二届华北运动会,无论是参赛人数,还是比赛项目都大大地超过了第一届。于是,由每个参赛单位派一名代表,成立了华北体育联合会,其主要任务是倡办各种竞赛,并促进该会会区的地方体育联合会的建立和发展。大会通过了会章,推选张伯苓、美国人舒美甘等为执委,负责制定华北竞赛运动标准,掌管该会休会期间的一切事务性工作。

华北体育联合会初名为“华北联合运动会”,1929年改称“华北体育联合会”。当时华北体联没有固定会址,秘书保管文件、会议召集等都是临时通知。经费来源主要是会费、门票及社会募捐。从第五届运动会一直担任第一执委的张伯苓,带领该会成员克服种种困难,使华北体育得到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进入20世纪20年代,全国体育界及国人反对外国人利用特权操纵中国体育的呼声日益高涨,就在这此起彼伏的声浪中迎来了第十届华北运动会。

第十届华北运动会,原订在河南开封举行,后因军阀混战被迫停办。1923年5月,运动会移师津城。时任联合会会长的张伯苓借东道主之利,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这届运动会从筹备到举行一律谢绝外籍人士参与,完全由国人自办,从裁判到一般工作人员,均由中国人自己承担!所有比赛规则由国人自己制定,所有比赛术语一律采用国语!由国人自己重新修订华北运动会章程。

1923年5月3日上午9时,第十届华北运动会在南开大学大操场举行了盛大的开幕仪式。张伯苓、杜连科等作简短发言后,伴着省署乐队嘹亮而高亢的乐曲,运动员、教练员迈着矫健的步伐,穿过操场前临时搭起的一座彩色牌楼,绕场一周,步入会场,台上数万名观众报以热烈掌声。南开童子军负责维持会场秩序、发售门票、传递信息、救护受伤运动员等项工作。最令人瞩目的还要算大会每位工作人员,因为这届赛会是国人自主举办的第一届,为了让大会有一个焕然一新的面貌,联合会特意为工作人员定制了整齐划一的制服,穿着崭新的制服,他们个个脸上荡漾着骄傲而自豪的微笑。到会观众达数万人,以致事先准备的门票不敷应用,会长杜连科又将次日的门票取出亲自发放了数百张。值得一提的还有,此次运动会所需经费除参与运动各省缴纳的会费外,大多是张伯苓凭借个人威望,向社会和实业家募集的善款。

4日下午,赛场圆满落下帷幕。直、鲁、豫、晋、奉、吉等省的62所学校的460名运动员参加比赛。比赛分为普通组和中学组。南开大学夺得普通组团体总分第一名,北京高师的张焕龙、南开学校的逯明、新学旧生会的朱宝章夺得个人前三甲。由于同年5月21日至26日,远东运动会将于日本大阪举行,所以,这届运动会又兼有为远东运动会选拔运动员的任务。

张伯苓这次对华北体育里程碑式的贡献,维护了祖国尊严,在体育界产生了积极影响。从此,青年会垄断中国体育运动的状况发生了明显变化。随后,第四届全国运动会在杭州举行时,由浙江省政府承办;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在南京举行时,由国民政府主办。为此,《大公报》写道:“自是而后,华北体育界乃大放曙光,纯为独立国家之体育机关矣。各国对我之批评,亦因是而渐佳,中国之体育人才,亦因是而渐众。”

幼年时,张伯苓曾体弱多病,是体育锻炼和重视习武让他变得健康而强壮;就读北洋水师学堂时,他较早地接触西方体育,跳远、跳高、爬桅无所不能,是闻名全校的爬竿冠军;在刘公岛从军时,他亲眼目睹了英国士兵身体强健和中国士兵体质羸弱所形成的强烈反差;在美国考察教育时,他发现中国留学生在国外工厂做工时,竟然身体和工作效率都比不上外国人。所有这些,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在现代世界中求生存,必须有强健的国民。”

参悟到“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的道理后,张伯苓便踏上了漫漫治学之路。随着南开学校的创立、发展和他将自己的教育理念付诸实践的同时,体育教育也成了他教育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张伯苓一直强调每个学生都应该德、智、体、群四育并进,明确提出将体育放在与智育、德育同等重要的地位,“无论在学校与社会,必须德、智、体、群四育并重,不可偏于求知的智育”。因此,他对南开的体育教学和体育活动的开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

张伯苓热爱体育运动,是近代中国体育教育的一面旗帜。在当年的大学校长中,没有人像他那样钟爱体育,倾心体育,精通体育;没有人像他那样为近代中国体育的建立和发展做出如此突出的贡献;没有人像他那样与国际奥林匹克组织频繁地来往,为近代中国体育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占有一席之地不懈地努力和奋斗一生。

在距1907年一百年的2008年,中国北京将举办第二十九届奥运会,张伯苓等百年前的第三个奥运梦想即将实现。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回顾张伯苓与奥运的不解之缘,对于我们推进2008年北京人文奥运建设以及在人文奥运的旗帜下,推动我国全民体育教育的发展,无疑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张伯苓提出参加奥运会的最初构想,为增强国人的奥运意识,促进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初步开展所做出的贡献必将永载史册。

1908年英文版的《Tiantsin Young Men》以“竞技体育”为题刊登文章,记载了张伯苓演说的主要内容

参加第十届远东运动会全体运动员的合影[我来说两句]相关新闻相关推荐用户:匿名隐藏地址设为辩论话题*搜狗拼音输入法,中文处理专家>

发表回复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